一名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將當外送平臺騎手的經歷寫成論文，指外送平臺如同牢籠，剝削騎手並削弱自主性，同時藉由收集與分析騎手的數據，控制勞動秩序。這篇論文近日引發中國社會關注。
【綜合報導】一名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將當外送平臺騎手的經歷寫成論文，指外送平臺如同牢籠，剝削騎手並削弱自主性，同時藉由收集與分析騎手的數據，控制勞動秩序。這篇論文近日引發中國社會關注。
根據相關公開資料，這篇引起討論的論文名為「『數字控制』下的勞動秩序—外賣騎手的勞動控制研究」，於2020年年底，刊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主持的一級專業學術期刊「社會學研究」。作者是目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雅博士後研究員陳龍，這篇論文是他過去在就讀博士期間發表的論文。
根據陳龍接受搜狐新聞旗下的媒體極晝工作室訪談時，提到這篇論文的研究結果時指出，「平臺與零工經濟就是一個牢籠，他（勞動者）不可能在勞動力市場上佔據主導權，而大數據的壟斷把騎手壓榨到人類極限，成為了剝削騎手的幫兇。」
據報導，陳龍博士論文研究的核心主題是「資本如何控制勞動者，而勞動者又是如何反抗的」，為了完成博士論文，陳龍在2018年的時候加入了北京中關村的一家外賣騎手團隊，花了5個半月時間進行田野調查，每天送外賣，體驗騎手的勞動過程。
陳龍觀察，企業藉由平臺系統默默蒐集騎手的接單情形、行車紀錄，藉由大數據分析騎手的數據，並將數據結果做為控制騎手的工具，使勞動秩序成為可能。「數字（數位）控制不僅削弱騎手的反抗意願，蠶食著他們發揮自主性的空間，還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參與到對自身的管理過程中。」
陳龍說，企業藉由對控制權的重新分配，讓企業本身從這個控制過程中隱身，讓騎手遍尋不著，卻又能達到實質管理的目的。
他指出，管理一般是分成3個方面，第一是「指導」、第二是「評估」、第三是「獎懲」。過去這3項都是由老闆決定，然而在外送平臺產業，「老闆」的角色消失了，對於騎手的指導（派單）是由系統負責，評估（好壞評）是由消費者負責，獎懲又回到系統的手上。
陳龍提到，騎手即便有不滿，也不知道找誰發洩，因為老闆到底是誰，騎手已經找不到了，甚至有可能發洩錯了地方。「我當時就發現很多騎手是在真情實感地罵手機系統，覺得問題都是這個系統造成的。」
據他觀察，在這樣的數位管理之下，平臺公司看似放棄對騎手的直接控制，但實際上則淡化了平臺公司作為雇主的責任，勞資衝突也被轉嫁到系統與消費者之間，彷彿不再是公司本身必須負責。
陳龍坦言，在2018年撰寫這篇論文時，認為換工作可能是一種騎手反抗（數位控制）的方式，但現在已經不這麼認為了，因為所有人都在做平臺，都是零工經濟，「你自以為走出一個牢籠，實際可能是進入一個新的牢籠。但沒辦法，因為很多騎手自身的條件就決定了，他不可能在勞動力市場上占據主導權」。
他認為，「（改變）很難。除非是平臺想改變，或者是政府出臺相關的政策，不然的話沒有辦法。」
一名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將當外送平臺騎手的經歷寫成論文，指外送平臺如同牢籠，
剝削騎手並削弱自主性，同時藉由收集與分析騎手的數據，控制勞動秩序，引起關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