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綜合報導）2025年9月12日淩晨約2點，中國江蘇省蘇州市傳出一則消息，一名日本公民在當地被襲擊。
事件具體情況目前尚未完全查清，但已在社交媒體引發熱議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隨後確認確有此事發生，並表示正積極核實真相，同時提醒所有在華日本公民提高安全意識，避免捲入類似衝突。
目前尚未確認是否有人受重傷，但這一事件已足以引起在華日僑群體的廣泛擔憂。
“九一八事變”紀念日即將到來。每年9月18日，中國社會都會舉行各種紀念活動，這一天往往成為民族情緒被喚醒和放大的節點。日本駐華使領館早前已發出提醒，敦促在華日本人注意安全，避免在敏感日子外出或參與大型聚集活動。特別提醒家長加強對孩子的照顧，學校也往往在當日採取停課或加強安保措施。
由於歷史記憶和現實政治的交織，9·18前後總是潛在風險高發期，此次蘇州事件更讓人擔憂情緒是否會在紀念日前夕被進一步激化。
過去兩年中，日本人在中國接連遭遇多起惡性事件。2024年9月18日，深圳發生一起震驚中外的案件：一名年僅10歲的日本籍男童在上學途中遭到中國男子持刀襲擊，最終不幸身亡。事件發生的日子本就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，使案件更添沉重色彩。日本政府立即通過外交管道提出強烈抗議，並要求中方切實保障日僑安全。
在此之前的2024年6月，蘇州日本學校校車站點發生惡性襲擊事件，一名等待校車的日本籍母子被中國男子持刀割傷，而挺身而出的中國籍工作人員因傷重不治。這起事件凸顯出在華外籍兒童和家長所面臨的安全風險。
2025年，類似的擔憂並未消散。7月，蘇州地鐵站發生一起襲擊事件，一名日本籍女性遭硬物擊傷。雖然她的傷勢不算嚴重，但卻在當地日本人社群中引發了強烈的恐慌情緒。最新的案例則是2025年9月12日的“日本人捲入糾紛”事件，儘管細節尚未明朗，但足以再次敲響警鐘。
這些案件雖然性質和嚴重程度不同，但有一個共通點：受害者的日本身份讓事件被廣泛解讀為“民族情緒攻擊”。在華日僑因此逐漸形成一種被針對的心理預期，安全感受到持續削弱。
中國的反日情緒與近現代史密不可分。從九一八事變、南京大屠殺到抗戰八年，侵華戰爭在國民記憶中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傷痕。學校教育、影視作品、紀念儀式不斷強化這種記憶，使得“日本”常常被與“侵略”直接關聯。尤其是每年的紀念日，往往成為喚起民族情緒的重要時刻。
在中國的輿論場，民族主義內容通常容易獲得廣泛傳播。社交媒體上的反日言論往往在敏感時點被放大，加之謠言或未經證實的資訊傳播，進一步激化公眾的情緒。同時，由於文化與語言隔閡，普通民眾對外國人容易形成刻闆印象，增加了潛在的摩擦風險。
中國政府在教育與輿論導向上長期強調民族主義和歷史記憶，但這種強調往往帶有高度選擇性和功利性。它利用歷史傷痛作為政治工具，將“仇日”情緒固化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，卻刻意回避理性的對話與反思。事實上，政府並非隻是被動接受社會情緒，而是在主動利用並引導這些情緒，以達到政治目的。
通過宣傳機器、教育體系和媒體控制，中國政府系統性地將日本塑造為“歷史敵人”和現實競爭對手。這種持續灌輸，使得普通中國人很難區分歷史責任與當下的個體，從而加劇了對現實中日本人的敵意。更嚴重的是，當局常常在需要轉移國內矛盾時，便會默許甚至暗中縱容反日情緒的蔓延，用來凝聚民族主義熱情，掩蓋社會內部的經濟、腐敗和民生問題。
當下，中國經濟明顯下行，就業壓力加大，房地產危機不斷擴散，居民生活水準普遍下降。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貧困和不安，而社會矛盾愈發尖銳。在這種背景下，政府刻意放大“外部敵人”的形象，將民族仇恨引向日本等外國，以此轉移民眾對失業、收入下降、醫療和教育負擔沉重等現實問題的不滿。仇外情緒因此成為政治操控的“減壓閥”，讓社會矛頭從政府自身的治理失當轉移到無辜的外國人身上。這不僅是對普通百姓的不負責任，更是對國際關係的極大破壞。
日本人之所以格外容易成為攻擊對象，與其特殊的歷史角色密切相關。中國民眾對“抗日戰爭”的記憶被不斷強化，日本的國家形象在這種敘事中承載了“侵略者”的象徵。此外，中日之間在釣魚島、歷史教科書、慰安婦等問題上的外交摩擦，進一步讓日本成為中國民族主義敘事的焦點。中國政府在這些議題上也時常採取強硬口徑，進而助推社會仇日情緒。
中國政府引導或容許仇外情緒存在有多種原因：
其一，維護政權合法性。民族主義話語是中國政府維繫合法性的工具。通過不斷強調“外部威脅”，當局可以塑造“受害者國家”的身份，從而轉移民眾對經濟下行、社會不公、政治腐敗等內部問題的不滿。
其二，對外摩擦的緩衝。在國際關係緊張時，當局將民族主義情緒當作外交籌碼，既對外示強，又在國內塑造團結氛圍。反日情緒因此被當作可隨時調動的社會資源，而無視其對普通日本人在華安全造成的威脅。
其三，輿論管理的手段。中國政府通過資訊管控和宣傳策略，精心設計反日情緒的強度和方向。它們在需要“愛國熱潮”時放任民族主義蔓延，而在外交壓力增大時又迅速壓制相關聲音。這種操縱性反映出政府對社會情緒的實用主義態度。
其四，教育與文化的長期灌輸。學校教育和媒體宣傳長期將“仇日”作為重要敘事，卻缺乏對戰後和平與合作的充分強調。這種單向度的灌輸使公眾容易將歷史仇恨延伸到現實，甚至遷怒於無辜個體。政府對此不僅毫無糾正，反而視之為維繫民族主義認同的有效方式。
中國政府對仇外情緒的操控和縱容，帶來了嚴重的社會風險。它直接導致在華外國人，尤其是日本人，頻頻成為暴力襲擊的目標，造成生命與安全威脅。同時，過度的民族主義宣傳削弱了中國社會的理性，助長了極端主義和排外主義。更嚴重的是，這種政策對外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外交關係，對內則製造了一種虛假的團結，掩蓋了社會深層矛盾，最終可能反噬政權自身的穩定。
結合過去兩年的一系列襲擊案件，人們不得不正視這樣一個現實：在中國政府長期操控輿論、強化民族主義的環境中，日本人極易成為情緒宣洩的對象。隨著9·18紀念日臨近，潛在的風險不容低估。
中國政府必須為這種環境負責。它利用仇日和仇外情緒作為統治工具，而不顧無辜個體的安危。這種策略不僅違背了現代國家應有的理性治理原則，也暴露出其缺乏應對內部矛盾的能力。尤其是在經濟下行、貧困加劇的當下，政府選擇以仇外來轉移矛盾，更凸顯其治理困境與政治短視。若這種局面持續下去，中國社會將更加封閉與敵對，國際關係將持續緊張。
從長遠看，中國若要真正實現穩定與發展，必須摒棄利用民族主義煽動的短視做法，轉而推動理性、開放和多元的社會氛圍。中日雙方也需要在外交和民間層面加強交流，以打破仇恨迴圈。對在華日本人而言，保持高度警覺與防範意識，是當下最為現實的自我保護之道，但這無法根本解決問題。真正的答案，仍掌握在中國政府如何對待民族主義和歷史記憶的態度之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