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綜合報導）2025年8月29日，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（U.S.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）作出重磅裁決。在“V.O.S. Selections, Inc. v. United States”案件中，法院以7比4的多數意見認定，川普依據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，簡稱 IEEPA）所宣佈的大規模“自由日”關稅及其他類似關稅措施不具合法授權，構成對國會徵稅、制定貿易政策權力的越權行為。此舉判定川普此次運用緊急狀態法架空國會的行為違憲非法。
此次裁決確認了下級法院--美國國際貿易法院（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）於2025年5月28日做出的相同結論，維護了其判決結果，並將案件發回下級法院繼續處理救濟問題。
上訴法院下令暫緩（stay）裁定效力於2025年10月14日生效，以便川普政府有時間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上訴。
法院7名法官認為，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僅賦予總統“規制進口”（regulate importation）的模糊許可權，但並未授予徵稅或制定關稅的明確權力。此類重大經濟幹預措施應當由國會明確授權，包括設定時間、範圍、程式與上限等限制性條款。然而，川普所施加的“自由日”關稅，例如對所有國家設立統一10%基準稅，加上“互惠”附加稅率最高達50%，持續期限不限，範圍廣泛，明顯缺乏必要的規範與限制。
4名法官持不同觀點。反對派認為IEEPA的“regulate importation”條款涵蓋了總統在緊急狀態下設關稅的權力，尤其在國防和外事務情境下，應給予行政部門適度彈性和自主權。
川普當即在社交平臺發文抨擊裁決稱其“會毀滅美國”，並誓言將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。同時，司法部亦確認將採取進一步法律行動，期待最終贏得最高法院支持。
川普幾乎肯定會在 10 月 14 日期限前向最高法院遞交上訴申請。他將繼續辯稱，IEEPA 中的“規制進口”不僅涵蓋行政命令、禁令與限制，也包含徵收臨時性關稅的權力。他的法律團隊可能引用冷戰時期及 9·11 後總統利用緊急權力的先例，主張關稅是“國家安全”必需手段。
然而，最高法院近年來在“重大問題原則”上呈現收緊趨勢，例如在環保署案例中限制行政部門的廣泛解釋權。如果最高法院維持下級法院裁決，將明確限制未來總統在無國會授權情況下制定全面關稅的能力。這不僅是對川普的打擊，也會對未來任何總統產生制度性約束。
川普可能退而求其次，轉而依賴國會已授權的貿易法律工具。例如：《1974 年貿易法》第201條：允許在“嚴重損害國內產業”的情況下徵收臨時關稅或配額。
《1974 年貿易法》第301條：可針對“不公平貿易行為”單方面徵收懲罰性關稅。
《1962 年貿易擴展法》第232條：允許總統在“國家安全受到威脅”時限制進口。
雖然這些路徑都需要更嚴格的程式與調查報告，並受到時間或比例限制，但川普擅長在制度邊緣遊走，可能嘗試通過廣義解讀“國家安全”或“公平貿易”來繼續其高關稅路線。
作為共和黨核心人物，川普掌握著強大的政治號召力。他可能會推動國會共和黨議員提出新的“國家經濟主權法案”，為總統提供明確的普遍關稅權力。這種立法未必能快速通過，但可以成為共和黨2026年中期選舉的競選議題，把“關稅權力”塑造成“保護美國工人”和“抗擊中國”的象徵。
川普也可能採取“非關稅壁壘”策略。例如：加強進口檢查與認證，延長清關週期；借用衛生、安全、環境等標準設定新限制；通過行政命令提高關稅以外的收費專案，如“港口安全費”。
這些措施雖然難以替代全面關稅，但仍可在政治宣傳上展現“強硬對外”的姿態。
這起裁決不僅是貿易政策之爭，更是美國憲政結構的一次檢驗。
國會長期以來在貿易與稅收領域擁有核心權力，但自二戰以來，總統不斷通過緊急權力擴大影響力。此次判決若最終由最高法院確認，意味著對“總統”權力的限制。它將提醒未來總統，即便在緊急情況下，也必須尊重國會作為財政與稅收核心機構的憲政地位。
川普的“高關稅-強保護主義”路線在共和黨基層擁有巨大支持，但在華爾街、傳統商業派別和自由貿易派系中備受質疑。這次裁決提供了一個“合法性挑戰”，共和黨內的分歧可能進一步公開化。一派主張堅持川普路線，強調民粹化的“美國優先”；另一派則希望借裁決之機，推動回歸“雷根時代”的自由貿易與市場開放理念。
對民主黨而言，這次裁決是一個雙重機會：政治層面，可以塑造“川普濫權、法治制衡”的敘事。經濟層面，可以推動更溫和、漸進的產業保護政策，既維持部分工人選票，又不至於重創進口商與消費者。
但如果民主黨在立法上過度推進對總統貿易權的限制，也可能在未來執政時束縛自己。
川普已經表明要把裁決包裝為“司法深層政府”阻礙其“為工人抗爭”的努力。在中西部製造業州份，這種說法可能非常有效。
選民會被引導去思考：究竟是“法官”還是“川普”在真正保護他們的生計？因此，裁決可能成為 2026 年共和黨競選廣告的核心素材之一。
根據財政部資料，川普加征的關稅在 2025 年已成為重要財政來源，部分月份關稅收入超過200億美元。如果裁決導致這些關稅逐步取消，財政收入將出現缺口，聯邦政府不得不發行更多國債來彌補。短期內可能推高長期利率，增加政府融資成本，並對企業貸款環境形成擠壓。債市投資者已經開始重新評估未來兩年內通脹與財政赤字風險。
如果關稅取消，進口商品價格下降，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通脹壓力，尤其是在消費電子、紡織服裝和家電等行業。但與此同時，美國國內製造商將面臨更強烈的國際競爭，部分企業可能裁員或推遲投資，從而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。對普通家庭而言，“價格下降”和“就業壓力”之間的矛盾將構成現實困境。
川普執政期間，許多跨國企業被迫將部分供應鏈轉移到墨西哥、東南亞，甚至回流美國本土。一旦關稅被判無效並逐步取消，這些企業是否會再次轉向中國和其他低成本地區？這種供應鏈再度“外移”的風險，將影響美國中長期的產業政策方向。
本次裁決削弱了川普對中國的關稅武器，可能導致中美關係短期緩和。但若川普推動新立法或借助其他條款重新加稅，中美摩擦仍難避免。
歐盟、日本、韓國等國過去對川普的全球性關稅頗有不滿。裁決讓這些國家看到美國司法體系的制衡機制，可能增加他們對華盛頓談判的信心。
本次裁決間接強化了WTO和多邊貿易機制的合法性。美國若不能依賴總統行政令隨意加稅，就必須更多通過多邊管道協調，這可能改善全球貿易環境。
此案可能成為未來教科書上的經典案例，如果川普政府敗訴，將被用於說明美國憲法體制如何限制行政擴張。它與20世紀的“鋼鐵廠案”（Youngstown Sheet & Tube Co. v. Sawyer, 1952）具有類似意義：提醒總統不能在未經國會授權的情況下以“國家緊急狀態”為由推行重大經濟措施。
川普代表的“經濟民族主義”趨勢仍然強勁。即使關稅被判違憲，美國社會對保護主義的訴求並不會消失。未來美國政治很可能繼續在“保護主義的民意”與“憲政秩序的約束”之間搖擺。
如果美國無法輕易動用關稅作為對外施壓工具，那麼其外交政策將更多依賴聯盟、談判與規則制定，而非單邊行動。這種變化或許會讓美國在全球舞臺上的形象從“單邊霸權”逐漸轉向“制度主導”。
8月29日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裁決，揭示了美國憲法體制中關於權力分配的深層矛盾。總統希望在全球化競爭中迅速出手，但國會與法院堅持財政和貿易政策應有的制度框架。川普政府必將奮力一搏，無論是上訴最高法院，還是推動新一輪立法鬥爭，都不會輕易退讓。
對於美國而言，這不僅僅是關稅政策之爭，更是一次關於國家治理模式的重大抉擇。未來的走向，既取決於最高法院的判決，也取決於國會是否願意重新確立其在貿易與稅收中的核心地位。
對世界而言，美國貿易政策的轉折，將影響全球供應鏈、資本市場與國際秩序的走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