痛失至親、沒了工作、騷擾監視、無理拘禁，這是六四難屬「天安門母親」成員30年來的處境，他們當中有些人已辭世，活著的也70、80歲，而打壓他們的政權卻代代交棒，永遠不老。
【綜合報導】痛失至親、沒了工作、騷擾監視、無理拘禁，這是六四難屬「天安門母親」成員30年來的處境，他們當中有些人已辭世，活著的也70、80歲，而打壓他們的政權卻代代交棒，永遠不老。
今年清明節，「天安門母親」成員張先玲一如既往地在便衣的陪同中，前往萬安公墓悼念在六四事件死去的兒子王楠。監視下的掃墓，在自由社會難以想像，更難理解的是，這樣的自由在中國竟也要努力爭取而得。
中國公安過去曾以墓園有大學生混入製造混亂為由，禁止張先玲及其他六四難屬到墓園。即使現在可以掃墓了，往往也得在監視之下，並比一般人提早幾天，以便錯開掃墓高峰，避免引人注意。
「天安門母親」是六四難屬組成的群體，形成於1989年六四事件過後不久，一開始的成員包括丁子霖、張先玲、尤維潔。隨著難屬的自願加入，「天安門母親」成員最多時一度近200人。
丁子霖是「天安門母親」發起人之一，她與先生蔣培坤原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，1989年6月3日夜裡，兩人年僅17歲的兒子蔣捷連被槍殺在北京木樨地。遭遇喪子之痛後，丁子霖等一行人踏上尋訪、救助難屬的道路。
六四死難者人數說法不一，從幾千人至上萬人都有，廣場上的學生、社會人士來自各地，「天安門母親」尋訪難屬的足跡因此不限於北京，最北自內蒙古，往南至四川、兩廣，最終建立了一份202人的遇難者名單。
1995年以來，他們每年都向中國領導人及「兩會」發表公開信要求對話，並藉由出版圖書盼中共當局為六四正名、還家屬公道，在尋訪難屬過程中，也透過文字、影像一一記錄下對六四大屠殺的證詞。
只是六四至今仍是中共的大忌，為六四發聲動輒成為當局眼中釘。在這30年來，除了喪子之痛，丁子霖還因為接受外媒訪問而被戴上「賣國」、「挾洋自重」的帽子，不僅被黨內除名，人大教職也淪為有名無實。
便衣24小時盯哨已是家常便飯，丁子霖與蔣培坤也曾被騙往黑監獄秘密關押、審訊。蔣培坤1996年還遭校方要求提前4年退休。2015年9月27日，蔣培坤在江蘇無錫市郊的老家中因心臟病去世。
「天安門母親」走過六四30年，訴求當局公開「六四」真相，追究屠殺責任，迄今中共歷經了數位領導人，從一開始將六四定調為「反革命暴動」，如今改稱「政治風波」，而真相、問責同樣闕如，難屬無法心服。
六四30年前夕，「天安門母親」於3月7日再度發表公開信。他們夢想，有朝一日，中國能為「六四」英靈正名，為八九愛國民主運動正名；定「六四」為國殤日，建立「六四」紀念碑及「六四」陵園，讓英靈早日入土為安。
這封公開信共127名六四罹難者家屬連署，還列上等不到平反就已經去世的55名「天安門母親」成員。而今，健在成員的年事已高，在這敏感年、敏感時刻，他們受到的監控只有更甚以往。
「天安門母親」年年的公開信石沉大海，以母愛為本的堅定信念，努力30年得到的只是一貫傲慢、無理的對待。在中共以「經濟成就高於一切」為藉口合理化鎮壓暴行的狀況下，六四平反之路仍艱難地走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