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24日，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推翻“羅訴韋德案”。就此宣告自1973年此案裁決的墮胎在美國合法化按下暫停鍵，此後墮胎合法性的問題將留給美國各州自行應對。
（綜合報導）6月24日，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推翻“羅訴韋德案”。就此宣告自1973年此案裁決的墮胎在美國合法化按下暫停鍵，此後墮胎合法性的問題將留給美國各州自行應對。
“這是美國生殖自由的危機時刻，”《衛報》高級記者Jessica Glenza近日在播客中聲稱，“現在，被一代女性視為理所應當的權利正處於被撤銷的邊緣，更重要的是，該決定似乎只是共和黨人取消其他一系列公民權利的開始，下一個受到威脅的極可能是避孕權、同性婚姻權等等。”5月初，美國政治新聞網Politico洩露了疑似大法官撒母耳·阿利托（Samuel Alito）撰寫的美國最高法院意見草案，該草案顯示，最高法院意圖推翻50年來始終為婦女墮胎權提供憲法保護的“羅訴韋德案”（Roe v Wade）先例，並將墮胎問題交由各州法律自行判決。
“這是美國生殖自由的危機時刻，”《衛報》高級記者Jessica Glenza近日在播客中聲稱，“現在，被一代女性視為理所應當的權利正處於被撤銷的邊緣，更重要的是，該決定似乎只是共和黨人取消其他一系列公民權利的開始，下一個受到威脅的極可能是避孕權、同性婚姻權等等。”5月初，美國政治新聞網Politico洩露了疑似大法官撒母耳·阿利托（Samuel Alito）撰寫的美國最高法院意見草案，該草案顯示，最高法院意圖推翻50年來始終為婦女墮胎權提供憲法保護的“羅訴韋德案”（Roe v Wade）先例，並將墮胎問題交由各州法律自行判決。
在2015年於美國出版的《支持：恢復墮胎權》（Pro: Reclaiming Abortion Rights）中，美國作家卡莎·波利特（Katha Pollitt）寫到：“墮胎的合法化改變了婦女對自身的看法，即成為母親是一種選擇，而不是必然的命運。”日前，波利特在發佈于《衛報》的聯合聲明中表示，“羅訴韋德案”曾經是一項改變女性人生的裁決，從基層來看，它可能是最高法院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裁決之一：它意味著女性不必再因為懷孕而被迫退學，可以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、離開向她們施虐的伴侶、拒絕嫁給讓她們意外懷孕的不負責任的男人。而今天，這項“母親和祖母們為之奮鬥的權利”可能不再受到憲法的保護。波利特認為，“這不再僅僅是墮不墮胎的問題，這基本上是在說，你來這裡是為了生育，我們不在乎是否有健康問題、強姦或亂倫……如果一個男人讓你懷孕了，你就必須要那個孩子。這是一個‘了不起’的決議，女性不再擁有這種人權。” 值得警醒的是，當女性無法對自己的身體做出這些基本選擇時，也意味著其他與之綁定的潛在選擇權也正在被國家沒收。女作家兼律師吉爾·菲利波維奇（Jill Filipovic）在聲明中指出，“如果女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身體，她們就無法控制自己的未來。法官不是愚蠢的人，他們知道這一點。”吉爾譴責道，最高法院的此次草案“將打開一個巨大的蠕蟲罐頭，使整個國家陷入混亂”：支持和保護墮胎權益的社會活動家們已經坦率地聲稱，將繼續不顧一切代價保障婦女的墮胎權益，無論是否合法，法律和民意嚴重的兩極分化已經對美國的民主規範構成了嚴重威脅，此次風波將導致民主制度的又一次磨損和破壞。在吉爾看來，支撐這項草案的根本不是對法律的忠誠，甚至不是對胎兒生命價值的尊重，而是一種極度厭惡女性的世界觀——“它試圖恢復傳統的性別角色，恢復男性對公共經濟和政治生活的主導地位，以及女性的屈從和依附。”
更令女性活動家們感到擔憂的是，各州在疫情期間增設的對於墮胎的臨時限制，可能會被用作禁止墮胎的藉口而予以長期保留。據《紐約時報》報導，一些共和黨領導的州已將所有墮胎都列為“非必要醫療程式”，予以取消或推遲，部分醫生甚至被禁止提供“藥物流產”。儘管這些禁令中有許多項已被法院勒令取消，但推翻羅訴韋德案的消息傳出後，女性將再一次被各種可能發生的潛在威脅裹挾。劇作家伊芙·恩斯勒（Eve Ensler）警惕地指出，女性生殖自由被剝奪，意味著右翼分子的其他厭女行動也將進一步催化，“現在這些剝奪婦女權利的行動計畫在疫情期間升級了，如果我們允許抹殺女性的這一核心權利，那麼抹殺所有人的行動就會升級。”
在諸多女性活動家看來，1973年的羅訴韋德案雖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女性的墮胎權，但它在實踐方面卻存在著程式上的不合理與邏輯上的不平等，推翻羅訴韋德案將使得美國婦女原本就緊張的生殖自由進一步喪失。人文學者悉尼·卡爾金（Sydney Calkin）博士在聯合聲明中坦言，“對於很多人來說，羅訴韋德案所保護的權利在實踐中並沒有多大意義，因為反對墮胎的州依舊能夠讓墮胎變得幾乎不可能，許多州制定了繁重的律法，使墮胎在邏輯或程式上不可能，或者非常昂貴。”作家莫娜·艾爾塔維（Mona Eltahawy）進一步指出，推翻羅訴韋德案只會加劇墮胎過程中原本就存在的不平等：無論此次最高法院的最終裁決如何，那些負擔得起出國費用的人將繼續前往其他地區尋求安全墮胎，而大多數女性卻無法這樣做，這多年來一直是美國的現實。
“如果國家規定強制生育，那它為什麼不支付產前護理、分娩、產後護理費用，以及撫養費？如果國家非常喜歡嬰兒，為什麼不尊重那些擁有最多嬰兒的婦女，讓她們擺脫貧困？”瑪格麗特·阿特伍德在其新作中質問道。
半個世紀以來，美國底層婦女面臨的境況並不如憲法所聲稱的那樣光明。即便是在墮胎權受到憲法保護的時期，數十家德克薩斯州的墮胎診所依舊被強制關閉，密蘇里州的立法者還對僅存幾家可以墮胎的診所增加了“72小時等待期”等要求。隨著更多診所的消失，越來越多婦女將別無選擇，只能求助於同樣艱難的藥物流產。在《支持：恢復墮胎權》中，卡莎·波利特寫到：“有些人最終會進入急診室，有些人將會受傷，有些人可能會死亡，這就是所謂的旨在保護婦女免受‘危險診所’傷害的法律帶來的結果，這就是所謂的支持生命的運動為生命所做的事。”
慈善組織“墮胎支援網路（ASN）”的創始人，活動家瑪拉·克拉克（Mara Clarke）觀察到，“直到2010年，美國87%的縣都沒有能夠為底層婦女提供墮胎支援的地方。2017年，這一比例進一步惡化為90%。”克拉克聲稱，一些英國人和歐洲人極易想當然地認為墮胎是一個美國式問題，但他們並不知道美國的現實也普遍存在於歐洲的許多地區：北愛爾蘭至今沒有可以提供流產支援的委託機構；去年在歐洲，波蘭幾乎全面禁止了墮胎，“那裡的婦女因為醫生不願給她們墮胎而死”；南歐的馬爾他和安道爾沒有合法墮胎，墮胎在列支敦士登也受到嚴格限制，“如果把全球南部的現實也納入考察，情況只會更糟。”
